“北京风光，千里雾霾，万里尘飘……”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、全国政协委员姚檀栋所背诵的这首改编版的《沁园春·霾》一度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亮点。
同样也是在两会期间，一位女记者在就环境大气污染问题提问时竟数度哽咽，但在座代表并没有给予她任何答复。
雾霾笼罩之下的中国人，已然无法承受这场惨痛的环境之殇。尽快从根源入手，对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进行大手术已刻不容缓。
以环保考核政绩
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日前公布的2013年2月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月报显示，这74个城市总体达标天数比例为54.3%，超标天数比例为45.7%。其中，轻度污染占22.5%，中度污染占8.7%，重度污染占10.3%，严重污染占4.2%。
换言之，在这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标杆城市中，2月份均有近一半的时间被各种浓度的污染空气所笼罩。
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，生态文明的观念一定要真正统帅国人的行动，头脑中要存有“发展有度”的哲学思想。“发展并不是越快越好。‘快’是一柄双刃剑，而我们对‘快’带来的副作用仍然认识不足。”
杜祥琬的担忧不无道理。以当前中国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为例，尽管快速城镇化带来了GDP的高企并刺激了基础建设发展，但也要警惕对环境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。“相关的科学管理与环境技术等都没跟上，我认为在环境容量下的发展才是科学发展。”杜祥琬说。
他强调，环境容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。“当前雾霾大面积蔓延的本质就是排放超过了环境容量。自然环境原本对污染有着自修复、自净化的能力，但现在的污染程度已突破其底线。”
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侯宇轩表示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国家将加快城镇化的建设步伐，这要求新城镇能源利用结构必须发生转变。
追根溯源，这种只“发展”却忽略“科学”的现象与当前我国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脱不了干系。
杜祥琬指出：“绝不能单纯追求GDP，而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时期。目前中国能耗过高所带来的环境问题，均与过度追捧GDP有关。”
他建议，应当将“环保”置于“发展”之前，以凸显环保的重要性。“环境已经影响到自身健康与后代，各地的考核体系都应该将环保放在首要位置——对这点一定要有高度的共识。”
首要因素是节能
在杜祥琬看来，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两场竞赛：“一场是国内竞赛，即转变发展模式的努力与粗放式发展惯性的竞赛;另一场是国际竞赛，各国对环境、应对气候变化等都在提出新的发展理念，大家正在绿色低碳道路上展开竞赛。”
尤其是后一场竞赛中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如何走出新的绿色低碳道路、如何尽早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，都显得尤为重要。
对于直接影响排放的能源问题，杜祥琬指出，“目前首要任务是通过结构节能，调整产业结构”。
近年来，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，2012年消费36.2亿吨标准煤。尽管2012年是中国近十年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，但仍比2011年多出1.4亿吨标准煤，能源总量控制所面临的压力非常严峻。
杜祥琬指出，能源总量增长迅速主要源自高耗能产业的扩张。“如中国水泥年产量已超过20.8亿吨，全球60%的水泥产自中国，难道国内基础建设还不够用吗?我认为客观上已经饱和了，不必再增产了。”
一旦高耗能产业不再快速增长，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趋势便会相应得到抑制。
杜祥琬说：“调整结构就是抑制这些高耗能产业的发展，向服务型行业转型。”
侯宇轩则指出，由于我国在前期产业发展过程中采取了先污染、后治理的错误路线，如今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提高让众多企业猝不及防，偷排漏排的现象极为严重，所以“十一五”期间确立的节能目标责任制必须长期坚持。
其次，节能的关键在于提高使用效率。当前的雾霾天气主要源自燃煤，其中火电又首当其冲。
对此，杜祥琬认为：“以前发一度电要消耗370克煤，现在降至330克煤，而上海一些好的火电企业只需270余克煤。如果全国火电厂都能像上海一样，那么将减少20%的煤炭消耗。”
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宛学智也对记者表示，必须通过能源结构调整、提高供能效率等措施对总能耗进行控制。
此外，减少浪费和不合理需求也是节能的关键。
以中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堵车现象为例，不仅影响人们出行，更消耗大量石油并增加尾气排放。北京市相关公告显示，2012年北京因堵车带来的损失高达1056亿元，为北京全年GDP的7.5%。
杜祥琬说：“中国目前在建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全球的总和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能源浪费。此外还有‘三公’浪费等等，节能是降低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最重要的手段。”
能源革命势在必行
同时，杜祥琬认为，目前全球能源革命势在必行，调整能源结构也刻不容缓。
由于短期内不可能摆脱传统的化石能源，因此必须加大对化石能源高效洁净技术的研发投入。
杜祥琬说：“要推行高碳能源低碳化，资金投入与产业升级不可避免。譬如火电要降低排放，超超零界机组、IGCC、脱硫脱硝等都要发展。”
在中国每年平均生产的高达三十几亿吨煤中，杜祥琬指出，符合科学产能要求的只有十几亿吨，“必须减少非科学产能，并促进非化石能源的发展”。
针对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发展遇到的障碍，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对记者指出，社会认知缺失、管理体系不健全以及电力体制不健全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问题。
孟宪淦说：“首先要让全民从责任和义务的角度认识到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，其次我国缺乏统一协调的管理，多头管理的现象非常严重。同时要让电力系统完全接纳可再生能源，还必须修改目前的电力法与可再生能源法等。”
2012年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为5.4%，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。对此杜祥琬指出，天然气是相对洁净的能源，重视天然气、增加其消费比重是可行的。
但他强调：“天然气在中国的增长是有限的，能达到10%的占比已属不易。我们不能跟着美国喊页岩气革命。天然气是一种过渡性的替代能源，最终的出路还是非化石能源，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核能等。”
对于中国发展核能所面临的争议，杜祥琬认为，中国社会需要理性谋共识、科学谋发展，“中国不能没有核能，中国必须也可以做到安全发展核电，要进一步提高相关的技术、安全标准以及管理，让公众认识到核能可以安全、稳步地发展”。